日军侵滁史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当局又借故寻衅，命令驻扎在上海虹口一带的日海军陆战队首先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接着日军陆续调集9个师团、2个旅团和海军陆战队一部近30万人的兵力，附飞机200架、战舰数十艘、战车200辆、大炮300余门发动淞沪战役。上海守军在冯玉祥、张治中将军等人的指挥下，英勇抗击3个月，毙、伤日军9万余人。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并急速西进。从10月开始，日机就多次空袭滁城东郊飞机场（现东营房所在地）及火车站（在东关铁路桥外），波及东关遵阳街民房。12月上旬日军进攻南京，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唐生智部逃出南京的一部分散兵，途经滁县败退，立即引起滁城居民恐慌。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党滁县政府逃亡含山县仙踪镇，滁城居民也陆续向西乡山区逃难。
1937年12月1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先头部队侵入滁城。其主力沿津浦铁路北上，留下的部队随即在滁城及乌衣、沙河等铁路沿线构筑碉堡、建立据点。从1939年初开始，日军在滁县保持一个中队加一个大队部或一个大队加一个联队部的驻军，并扶植汉奸走狗建立伪政权，组建了一批伪军、伪警，增调来一批伪军，以巩固其对滁县东部占领地区的统治。
一、日军的侵略暴行
日军侵入滁城时，留城居民见来势凶猛，仓促向小西门外逃跑（小西门即今第一医院与滁州一中之间的小巷直通西郊，当时郊外无城西水库和河道）。日军见了便跟踪追去，来不及逃出城的，绝大部分惨遭残杀，自西大桥、落虹桥、关帝庙至小西门一带，伏尸纵横。
12月19日，日军侵入乌衣镇。第二天便下乡“扫荡”。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当时农村都是草房），浓烟四起。西王庄30多户人家的房子，被烧得一片焦土。村里来不及逃走的，男人遭枪杀，妇女被轮奸。一个才12岁的郭姓女孩，日军用刺刀把她刺伤后进行糟蹋。乌花村农民周志忠、周志良兄弟，躲往野外后饥饿难忍，想回家拿点粮食，不幸被日军捉住，日军用绳子把他俩全身捆紧，扔在火堆里活活烧死。
日军侵占滁城后，安徽省立第八中学（今滁州一中）校址被占作军营。八中西面当时有一条沟和一个大土坑，是日军的杀人场，凡反抗日军或有新四军游击队嫌疑的人，被日军捉去常在这里处死。八中大门以西院墙内，紧靠围墙有6棵刺槐树，是日军用警犬撕咬人的地方。他们在树身周围缠上铁蒺藜，把捉去的人剥光衣服绑在铁蒺藜上，让警犬咬得骨肉分离，疼痛难忍，全力挣扎，铁蒺藜就刺进皮肉。被日军捉去处死的老百姓中，有不少是这样被铁蒺藜刺得血肉模糊又被警犬撕咬至死的。
1942年1月7日，日军马场部队军车一辆，在滁全公路上被抗日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中，炸伤日军3人。第二天，日军就到出事地点抓来一个老百姓，把他绑着站在八中白铁房前的院子里，四面围着日本兵，每人抓着一只皮靴轮番抽打，直到打死在地。
日军占领滁城之初，把留城居民分作7处集中住在难民所中，有半年多时间大片的民房内空无一人。日军炊事兵便先近后远，把居民的门、窗、家具砸碎，用马车拉到驻地去烤火、烧水、煮饭。后来门、窗、家具被烧光了，又把粗绳拴在房梁、房柱和马匹上，然后抽打马匹把房屋拉倒，再把房料拉去当劈柴。西门一带有几百间民房就是这样毁光的。
日军侵占滁城未满一月，就在南大桥北面西侧开设妓院，名叫“嫖亭”；在北大街开设的名叫“酒保”，这两处共有日藉妓女20多人，尚不能满足日军的需要。日军小野少尉传令“维持会”限三日内开设“慰安所”，“如不照办，皇军就要自由行动了”。维持会副会长黄新农便用威胁欺骗的手段，从回城难民中物色，胁迫妇女8人成立了“慰安所”。当时过境日军很多，妇女遭轮奸后形容枯槁，有的因被排队轮奸，不久就惨死。在西大街还有一家“大陆春酒馆”，是姓关的警察局长开办的，雇用6个女招待，这6人略懂日语，日军士官常来馆内喝酒作乐，夜宿不归，成为不公开的“慰安所”。乌衣镇也不例外，维持会长石回子带领几个恶棍，深更半夜闯入老百姓家，连骗带抢把年轻姑娘和媳妇挟持到乌衣街后店房，办起“慰安所”，向日军讨好。
1938年秋，日军在滁城开始出售鸦片，剥削钱财，毒害居民。遵阳街开设了土膏店，烟馆公开营业，强迫居民按规定数量认购烟土，违者受罚。凡是染上烟毒的，无不形容憔悴，加之烟价昂贵，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日本浪人便借机倾销海洛英，日商洋行也代卖。吸这种毒品的，少则三年、多则五载就中毒丧命。
同年秋，日军一个小队巡逻到醉翁亭，问守亭和尚果清有没有支那兵，果清说没有。岂知日军刚出大门，山上就有人打枪。于是日军立即折回搜索，在薛楼木坑下搜出破枪一支。第二天，日军便携带汽油，把醉翁亭、二贤堂、冯公祠、薛楼、梅亭、宝宋斋、醒园等古建筑全部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果清和雇用的柴工谢四被绑在回北门柱子上活活烧死。1939年春，日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南门城楼上用望远镜瞭望，发现琅琊山南天门观音顶上有背枪的人，就用重炮轰击，把观音大殿廊房9间、酴醾轩房屋5间击毁。
二、日军对滁县人民财物的掠夺和破坏
日伪军和伪政权对当时滁县人民的财物，几乎每时每刻都进行着大量的掠夺和残酷的破坏，本文所涉及的事例只是挂一漏万。
日军侵滁期间，因为害怕新四军和抗日军民的暗中袭击，不准农民、居民在交通沿线居住，交通沿线的许多村庄都被烧光、拆光，使铁路、公路和一部分大路两旁成了无人区，大片良田荒芜，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和耕地。
每年午收、秋收以后，日军还要去西乡“扫荡”，抢劫粮食、耕牛和家禽家畜。而日军统治地区又是滁县主要的产粮区，收获的粮食和农产品大部落入日军手中。当时清流河航运畅通，侵滁日军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将大批粮食从滁城和乌衣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南京、蚌埠等地供应日军。
日军还通过伪政权征收田赋和工商业各种税收，外加名目繁多、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榨得当地人民喘不过气。1939年伪滁县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为银元165537元，1941年田赋改征实物，每块银元折征稻谷4市斗，而实际征收的远不止此数。据《滁县民国三十四年伪国民党党团史》所载，伪政权县级以下机构的人员工薪是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采取“以乡养区，以保养乡，以甲养保，以民养甲”的办法。区里要1元钱，向乡里要2元，到保里要4元，到甲里要8元，层层盘剥。向老百姓临时摊派，要粮、要钱、要实物，从不开收条。连日本驻军及过境部队的粮草，也要地方供给，并且所要数量漫无标准。后来日军不要草了，伪政府又改为“草代金”继续征收。
日本商人、浪人，伪政府官员，军、警各系统，更是狐假虎威，明抢暗夺，横征暴敛。1940年大成面粉厂招股恢复营业，每股伪币100元，厂主江云志原有的机械动力和作业机、厂房，折价伪币2万元，计200股；又招进500股，总计资本7万元。日商福昌洋行经理涩木宽三，仗宣抚班班长荒井喜七郎之淫威，仅投资7000元，竟自封为董事长，并宣布他的股权占51%，而原来的全部股东只有49%的股权。1941年春，涩木将大成厂的面粉强行调给上海“兴亚院”5000包（大袋装），麸皮1000包，并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还拖欠了将近一个月才付款。
1938年底，黄新农任伪县公署知事（县长），把持县财政科管理的田产3万多亩，房产数百间的收益，尅扣救济难民的粮食90万斤，霸占江云志私有的大成面粉厂。1940年1月，龚玺揆接任伪县长，江云志要求归还大成面粉厂的机器厂房，龚借故勒索2000元，才将该厂交还。1941年滁城各界集资兴办发电厂，龚玺揆挪用该款在乌衣镇囤积小麦，获利自肥。此后物价上涨，贬值后的股款无法购买发电设备，第二年，龚就将这一大笔差额按田亩摊派，强加给农民负担。1939年，滁城伪警察所所长朱绍先，扬言城郊人事复杂，不准粮商在城外营业，粮商只得筹集2400元贿赂他，始得了事。防护总队的军粮是由粮业公会筹集的，该总队只有200多人，却要照一个团的编制供给粮食，因此多余的粮食数量很大，防护总队队长董少谦便委托 樱挺进队司令孙光辉变卖，1944年，孙光辉一次就给董少谦送去售粮款伪币两黄包车。其搜刮民财之甚，可见一斑。
三、日军对滁县西乡的“扫荡”
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都是在富饶地区；同样，日军对滁县的侵占，也都在经济发达地区。除境内津浦铁路沿线以外，东部乡村基本属于日军的统治区域，其大王乡东部和乌衣镇以南、沙河集以北属游击区。西部山区自1938年4月就有中共党的组织和国共合作的抗日武装，至1940年3月建立党、政、军、群各级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日军占领珠龙桥和十五里大桥，作为前哨据点。日军占领滁城后不久，即对西乡进行“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自滁城向西北沿龙亭口、珠龙桥至广卫一线；自西沿施集、常山至皇甫一线，沿途房屋大部被毁，一片凄凉景象。
1938年1月29日，日军从滁城、全椒出发，经定远攻蚌埠，由滁县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宣传团在珠龙、大柳进行抵抗，阻滞日军进攻，由于敌势凶猛，宣传团被打散。
1938年冬，国民党珠龙区区长蔡家璋（后为地下党员、民主政府县长）有一支几十人枪的区队武装，日军获得情报后乘黑夜奔袭，区队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蔡家璋因不在现场、蔡的四弟蔡道培被群众隐藏下来而幸免于难。
1939年12月21日至23日，日伪军从南京、蚌埠、明光等地调集2000余人，分三路“扫荡”全椒县周家岗。其一路400余人从滁城出发又分二路，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占领施家集；另一路经官庄与施家集敌会合后攻击周家岗。
1940年12月20日，日伪军1000余人由滁城进犯珠龙桥、施家集、常山岭等地，寻找我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在皇甫山东面与第四支队老八团遭遇，战斗持续两天两夜，日伪军被打死100多人，老八团牺牲也近百人。
1941年2月12日，日伪军3000余人，由滁城、张八岭、明光、蚌埠出动“扫荡”津浦路西地区。由滁城出发的日伪军抓到一个农民带路寻找新四军主力，这位农民把他们带到界牌集，日军即乘黑夜进攻。当时界牌集驻有国民党桂军一个连，桂军以为是新四军来进攻，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用炮猛轰，摧毁了碉堡，桂军听到炮声，才知道进攻的是日军，于拂晓时仓皇撤出阵地，撤走时只剩一个排。日军即攻入界牌集，杀死老百姓20多人，街上房屋全被烧光。
同日，滁城日伪步、骑、炮兵400余人，一路由大柳至曲亭。滁县直属机关干部在转移中与之遭遇于烂泥冲村，县民政司法科长朱迪光不幸中弹牺牲。另一路由珠龙桥经快活岭进占普益公司，我驻皇甫山的五旅十三团将该敌包围，在大风雪中激战整日，敌拼力突围向曲亭逃窜。当晚十三团一部尾追至曲亭附近，13日中午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敌不支向珠龙桥、张八岭溃退。是役计毙敌40余名，我亦伤亡营长以下8名。
1941年夏，驻滁日伪军一部突然占领施家集，滁三区（花山区）区队不断发动攻击，迫使敌撤回滁城。同年，驻滁日军两个小队，伪军一个大队进袭滁五区（珠龙区）的瓦屋薛，企图建立伪政权，被滁县独立营迎头痛击，狼狈败逃。
1942年2月22日，滁城日伪军向平桥、兴隆寺至杨饭店一带“扫荡”，炮击滁县县政府驻地施集和孤山，经抗日武装还击，敌被迫退回滁城。
同年12月2日，侵滁日伪军一部途径施集、常山岭等地，前往路西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藕塘镇“扫荡”。
1943年11月，日伪军向常山岭一带进行“扫荡”。
1944年5月28日，滁城增调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西部山区。当晚约200人前往珠龙桥，于29日夜袭击瓦湖（滁县县政府驻地）未逞即返珠龙桥。30日，日军700余人，附炮1门，轻重机枪10余挺，掷弹筒6个，其中200余人于下午占曲亭；一路约500余人经快活岭于30日拂晓与曲亭七里坎之敌会合于藕塘。另一路约600人于30日下午占定远岱山乡后向仁和集前进；又一路从官店出动向仁和集前进，31日拂晓各路于藕塘会合，共达1800余人，附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其部队编列称为“定滁边境讨伐部队”，由至乌 宇三○六三部队第一大队长松田利春为指挥官。6月1日拂晓，分三路向滁县西乡回扑，其一路于11时占常山岭，一路至大汪家、黑狼庙，一路进犯章广集。这次“扫荡”目标是寻找新四军第四旅主力，并企图消灭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指挥机关。日军出动时，中共路西地委和专员公署已转移。当时四旅旅部及第十团在花山，十一团在黑狼庙至李集一线，十五团在曲亭。由缸窑湖转回的日军，奔袭了在窝子李养病的徐海东将军及其警卫连，由于徐海东已转移至皇甫山，日军焚烧了窝子李。日军一无所获，于6月3日拂晓退回滁城。
1944年11月，日伪军奔袭了滁县县委、县政府和总队部驻地曲亭乡前张村，掳去县总队的电话总机一台，前张村被洗劫后房屋全部烧光。
1945年5月，日伪军“扫荡”皇甫山区，奔袭了在太平集养病的徐海东。徐海东指挥其警卫连和日伪军兜了个大圈子，安全返回太平集。
四、驻滁县的日军、伪军及伪政权
(一)驻滁日军
1938年，日军集中兵力北攻徐州、西攻武汉，驻滁日军兵力单薄，只能抽小股日军到滁城周围活动，但过境的增援部队仍来往不断。
1939年，从东北调来关东军一个大队，并有小股海军陆战队驻防。1940年冬，驻滁日军为独立第十三混成旅团的一个大队。1941年，驻滁日军属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旅团部驻蚌埠，分布在滁县、全椒、六合一带为一个大队，大队部驻滁城，大队长名夫鹿。1942年至1943年，驻滁日军为十五师团第十三混成旅团，分布在北自明光、南至乌衣一线和北自大通煤矿、南至合肥、西至寿县、田家庵一带，旅团部驻合肥，其马场大队驻滁县。1944年，驻滁日军为乔场帝次部队的松田利春大队，番号至乌 3063部队。松田部队调走后，由小林部队接替，直至日军投降。
驻滁日军的红部（即本部、指挥机关），设在文德桥北宋德全医院（原址在滁州市委宿舍北大院）。红部除统辖驻军外，设有一个宪兵队，队长平冢；一个治安部，主任先是杜部少尉，1944年为近藤少尉；还有一个宣抚班，是直接扶植和监管伪政权的。宣抚班的班长，1937年底至1939年为中井现吉，1940年以后为荒井喜七郎。
在省立第八中学内，常驻日军一个中队，是驻滁的主力部队，先后驻过中马部队、前田部队和小岳部队。
日军还在滁城东关洋桥洞附近建造了日式房屋。这是由两栋两层的楼房组成。北面的一栋较小，房间较少且房子空阔，南面的一栋则是由20多个规则的小房间组成的两层楼。两栋房子都是青砖灰瓦，细长的窗户，雕刻的木质扶梯。这些房子现在还在，已经有些破旧但依然很坚固。
日军在滁县设立的据点，有乌衣镇、担子街、腰铺、沙河集、珠龙桥、石坝、小钱庄、十五里大桥、黄老棚，每处只有小股日军，另有伪军同驻，人数超过日军。
(二)汪伪驻军及滁县伪政权军警
日军侵入内地，兵力分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感捉襟见肘。因而大量招募扩建伪军，组建地方军警系统。1941年，伪军第九旅的第四、五、六团驻滁县、嘉山、来安一带，共3000余人，隶属汪伪第一方面军的沈席儒第六兵团。滁县地方性的伪军有一个大队，大队长孙光辉，加上县警察局所属警察共500余人。1942年至1943年，伪军第七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驻滁县。1944年，驻滁城伪军一是樱挺进队，有100多人枪，司令孙光辉，下辖一个大队，大队长韩祥吉；一是防护总队，从南京调来，直属军部指挥，有200多人，士兵都是中士以上军衔，佩短枪，原来打算在滁县扩充到一个团的建制，总队长董少谦。另有一个密探队，队长刘元志，副队长胡登庭，隶属日军治安部；一个谍报队，队长陈炬民，隶属伪军。1945年驻滁伪军属吴化文所部，日军投降时有伪军近2000人。
伪军据点有黄泥岗、新集等处。
(三)滁县伪政权
日军侵入滁城后10多天，即成立“宣抚班”，班长中井现吉招抚流亡百姓。开始没人敢回城，中井便叫地痞黄新农传令，大意是“皇军”保护良民，如再抗令不回，就要派部队清山。黄新农把这一情况写信告知石华斋，石就派人分头转告。当时难民散居山乡各地，常被打散的国民党残余官兵洗劫，白天上山隐蔽，夜晚睡卧田埂。这时害怕日军“清山”，加上缺吃少穿、不堪流亡之苦，便陆续相约结伴回城。
难民回城后，日军把警备区以外的地方划作难民区，建立县一级的伪政权“维持会”，任石华斋、黄新农为正、副会长。维持会改称“自治会”，黄新农任委员长。同年底成立伪县公署，黄新农改任伪知事。
滁县伪政权的机构沿革、历届县长（维持会长、委员长、知事）的姓名和任职时间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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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
姓 名 |
职 务 |
任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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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会 |
石华斋 |
会 长 |
1938.1~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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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农 |
副会长 |
1938.1~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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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 |
黄新农 |
委员长 |
1938.1~春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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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天 |
副委员长 |
1938.1~春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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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剑痕 |
副委员长 |
1938.1~春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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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署 |
黄新农 |
知事 |
1938底~1939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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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铭勋 |
代理知事 |
1939秋~年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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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
龚玺揆 |
县长 |
1940.1~1943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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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静 |
县长 |
1943夏~1944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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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效韩 |
县长 |
1944夏~194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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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咏今 |
县长 |
1945.2~8 |
乌衣、沙河两地也建立了伪政权。乌衣镇沦陷后即设立维持会，维持会长姓石，回民，人称石回子。1938年底滁城建立县公署后，维持会改为区公所，由石回子的徒弟池正东任乌衣区区长。乌衣区驻日军一个小队；开始没有伪军，1940年3月，国民党县大队在施家集被新四军和滁县抗日游击队打散，其残部逃至乌衣圩区。残部中的俞九章是乌衣人，不久就投降日军，改称“和平军”，自任中队长，编为3个分队，分别由俞的徒弟车进喜、黄玉成等任分队长，驻扎在白庙、贯龚、汪郢等地。俞九章之后，由赵璧、赵飞兄弟接替。乌衣镇上驻有绥靖队，专门帮助日军守护乌衣段的铁路桥梁和巡查铁路。
沙河集于1938年秋成立维持会，会长刘敬斋，副会长欧美、汪省三。1938年底，沙河维持会改为区公所，区长刘敬斋，其后为蔡云、金友恺。滁城日军与沙河区公所联系的联络官叫白田，日军驻沙河集的小队长叫高木。1939年春至1940年冬，沙河区境内驻有伪军忠义救国军第十六支队，支队长周世勋。该支队强抢民枪，有200多人。